李密直言不讳，直指要害，建议在否决大业之策的基础上，颠覆开皇策略，不但停止改革，更要倒退，虽然高举的大旗依旧是中央集权，但其核心却是门阀士族政治，以维护贵族集团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帝国贵族集团的支持，顺利拿下东都，并在与皇帝的对决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李密的这一建议遭到了杨氏兄弟和孔颖达的坚决反对，因为维护贵族集团利益，实际上就是维护关陇贵族集团利益。关陇贵族集团是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一旦得到巩固，必会加大对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遏制和打击。肉就那么大一块，你吃多了，别人自然吃少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整个开皇年间，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都被牢牢压制，直到今上继位，这一政治格局才被打破。

可以想像，假如杨玄感在政治上坚决实施开皇之策，的确是可以赢得相当一部分关陇贵族的支持，但必然会遭到大部分山东和江左贵族的对抗。

此次兵变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更要赢得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假如在对峙的过程中，皇帝把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全部拉到自己旗下，以山东和江左之力对抗关陇，杨玄感的胜算还能剩下多少？

争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国策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事实上是各贵族集团之间的妥协，尤其在皇权不振的情况下，国策走向实际上完全控制在贵族集团手中，此事真正的争论是在拿下东都之后。

于是讨论的核心转向皇权，转向了皇统。帝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兵变，根源还在皇权的强大上，在皇统选择的错误上。皇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中央集权制，而皇统选择的错误却源于杨素。正是杨素对今上的坚决支持，才让今上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今天，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不得不改正这一错误，把今上拉下皇帝的宝座，重新选择皇统。皇统选择正确了，强大的皇权才不会失去控制，才不会把帝国推向崩溃的深渊。

李密把魏郡之行详细告之，并做了分析和推衍，但没有结果。

从大局来说，皇统的最佳继承人理所当然是越王杨侗，但变数却在崔氏。虽然崔氏承担了辅佐越王杨侗的重任，但这或许是皇帝的权谋之术，其用意正是要增加叛乱者和崔氏在皇统选择上的难度。

从关陇贵族的立场来说，支持越王杨侗或者代王杨侑都可以，他们都是元德太子的庶出子嗣，在律法或者道统上平等，机会均等。元德太子废黜了自己的崔氏王妃，所以没有嫡系子嗣。燕王杨倓也不过就是庶出长子而已，并不具备皇统继承上的唯一性。

现在的问题是，推翻了今上，今上一脉是否还具备皇统继承的唯一性？

当然不具备，因为要推翻今上，所以越王杨侗和代王杨侑实际上并不是最合适的皇帝人选，考虑到血脉上的原因，存在着秋后算帐的危险，所以，最合适的皇帝人选应该在先帝的皇孙中挑选。

废太子杨勇的子嗣都被今上杀了。蜀王杨秀和汉王杨谅“声名狼藉”，如今都被囚禁在皇帝身边，并累及子孙。唯有秦王杨俊因为死得早，子嗣无恙，而其嫡子秦王杨浩还是崔氏王妃所出，因此，对于山东贵族集团来说，此子才是最合适的皇统继承人。

但是，关陇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对山东贵族集团有利的皇统继承人坐上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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