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祭祀风俗与官方层面的祭祀典礼相融相似，说明官民双方在信仰层面上有一致性。

这种情况是刘曜乐于见到的，也是地方主官乐于维持的。

只因为这给官与民之间沟通、互动创造的机会，有利于稳定民心，方便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统治。

凡是都有两面性，地方与官方的祭祀信仰有一致性，必然就有不一致性，甚至是冲突。

历史上城阳景王的祭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话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患病，刘章及其弟刘兴居被安排入宫，与周勃、陈平当内应。

九月，吕后驾崩后九月，周勃掌握北军，刘章率千人入未央宫，杀丞相吕产，后因为平定吕后一族有功，受封城阳王，谥号景。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

像这样地方性的祭祀，本来是老百姓自发的，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后来发展失控，以至于成了被官方强力禁止的“淫祀”、“淫祠”。

具体原因在于，其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已远远超出纯粹的民间祭祀，转变成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祭俗，曾一度脱离了地方当局的可控范围。

史载其势盛时，“自琅琊、青州六郡，乃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

城阳景王的祭祀习俗在两汉青、齐之地比较流行，等到了东汉末年，达到了一个顶峰。

如六郡乡民“皆为立祠”，“谴问祸福立应”，求其福佑。

广立祠地、祭祀求福是民间信仰的基本传播模式和社会功能。

只是在祭祀中，“转相诳曜”，“奢侈日甚，民坐贫穷”的过分行为和结果，显然不利于民生。

又有商贾从中借势生事，“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造饰五二千石车……立服带绶，备置官属”。

仿官制行祭祀，属于僭越！

在君主的等级社会里，官方是不可能的容忍的！

刘曜虽然是个穿越者，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但他认为僭越属于破坏规则，必须严厉打击。

此外，在汉朝政治失序、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有的民间祭俗或神灵崇拜可能会演化成民变和动乱，从而引起地方政局的动荡。

比如西汉末年，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关东民众聚祠西王母神，传筹西行，就曾引起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朝野。

东汉末年，张角“托有神灵”，聚众冲击官府，引发“黄巾大起义”，造成当时“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等。

当然，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例子，大多是老百姓反抗地方统治的一种表现。

百姓们不满的统治，以祭祀信仰为思想武器，表达了参政意识。

若掌权者有所惊醒，对于民间舆情稍加引导，杀一批贪污的地方官员，以此来安抚民心，未尝不可变地方祭祀为官方稳定民心，和治理百姓的工具、警钟。

刘曜建立万家祖庙，便是基于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