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父亲今年七十二了,一身老毛病痼结,什么时候过世,已非古典医学所能干涉。
按历史天寿,也不过三年后的事情了。
所以朱翊钧必须提前筹划——届时张居正孝期致仕当如何处理?
肯定不能再像历史上一样简单下诏夺情那么简单。
彼时是什么情况?
门生堵着门骂张居正不孝。
举荐的故吏连番背刺反水。
就连引为同道的臣僚,都噤声不敢声援,个个请辞致仕。
天下沸反盈天,国子监诸生嘲讽于士海儒林,说书人戏子讥诮于街巷市井,甚至连商贩都横插一脚,散布揭帖。
马自强、沈思孝、艾穆、吴中行、张瀚、王世贞……不胜枚举——甚至野史还说,给首辅先生急哭了,以拔剑自刎来向上门辱骂的卫道士哭诉无奈。
总之,以别有用心之人作为中坚,裹挟道德卫士,数不过来的人在张居正身上踩了一脚,师生反目的戏码,再点缀上野史,瞬间便引领风潮,直接将张居正打入了道德的无底深渊。
封建王朝特有的戏码,斗倒一个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从道德上将其搞臭。
人臭了,与其相关的一切也就都臭了,什么新政啊,主张啊,乃至为其作诗说好话的人啊,都是臭的。
以张居正夺情之事为分界点,其威望剧烈下滑,一些原本的同道要么告老还乡,要么干脆形同陌路。
相应地,内阁执政的成本,瞬间攀升,与日俱增——首辅道德败坏至此,还能做出什么好新政?
别说拧成一心了,连面和心不和都难以做到。
与此同时,张居正的心态和行事方式,在遭遇此事后,也发生了剧烈改变——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
各自走向极端之后,国事又怎么可能按部就班得好下去呢?
守孝啊守孝。
连朱翊钧身为皇帝也觉得棘手万分。
历史上万历难道没支持张居正夺情么?
左一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右一句“元辅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说得还不够么?
没用。
皇帝哪里大得过礼法,你有刀兵廷杖,我也有青史昭昭。
那是没有国朝故事吗?那复起的大学士可太多了。
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起复;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比比皆是。
同样没用。
祖宗成法这个时候就不好使了,还得看《礼记》的原教旨主义。
所以,朱翊钧必须未雨绸缪。
而此事的铺垫,要润物细无声,从微末官员开始,所谓金革无避古有训,起应徵辟从驰驱,守孝百日,就可以出来干活了。
至于后面?大明朝内忧外患,还怕少了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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