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以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来说明这一问题。
科学家伽利略的故事,可以从多方面引申出意义来,其中最接近真理的是地球绕日说。伽利略为此而奋斗终生,为此而受尽迫害,那么,我们能不能用艺术来表现这一常识性的真理
呢?一想就明白,不管用什么方式,这种表现常识性真理的作品就像科普展览会中的教学性节目,不可能产生什么精神力量和艺术力量。
比这个公认的真理辐射小一点的,是一些社会性的真理
例如:科学必将战胜迷信,中世纪式的教会是虐杀科学的罪人,科学家要有揭示真相的勇气……这些道理都不错,把这些道理中的任何一条作为主题,是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习惯。然而,这种做法,仍然与现代艺术家的追求大异其趣。
艺术作品的诞生,并不是仅仅为了替公认正确的道理增添一个例子,而应该用艺术自身的方式,在公认正确的道理的外面、反面或边缘地带,发现新的道理。
新的道理的发现,必然会构成对原有道理的某些“不敬”,因为一种新的道理对原有道理如果没有逆向伸拓
而只有顺向伸拓
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新。
于是,布莱希特没有去阐扬这些人所共知的正确道理,而是在这些道理的边缘和旁侧寻找到了一些复杂的难题。例如,伽利略明明在望远镜里证实了哥白尼的理论,但他还是在教会的刑具前屈服了,公开宣布自己的“谬误”,这一宣布,给欧洲科学事业带来了长久的阻碍。然而,他的屈服和怯懦难道毫无可取之处么?人们早就发现,如果他当初在教廷英勇赴死,那么,人类将会失去他的后期著作。他的后期著作的成就似乎能使人们原谅他当初的屈服,甚至承认“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很可能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但又有人提出异议……
这些问题复杂缠人、难于决断。布莱希特就是选中了这些难题。《伽利略传》除了表现了上述这些难题外,还大规模地涉及了诸如科学与社会、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精神目标与物欲需求、天体星际与世故人情等等命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哪一种既成公理能够裁决这些关系,没有哪一对关系能找到一种简捷的答案。于是,伽利略、布莱希特、广大观众,一起思索。
有的理论家嘀咕了:这样的作品,谁愿意看?谁看得懂?我们可以听听卞之琳先生看这出戏的体会:
一般人都认为《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的戏剧杰作。恐怕它也是布莱希特戏剧当中最不容易一下子完全了解的作品。事有凑巧,这偏偏是我个人第一次看了(算是看了)演出的布莱希特的一出戏。……台上的讲话当然一字不懂,只有伽利略被迫悔过发表声明的时候,忽然从扩音机里听到一段英文,又忽然听到一段法文(剧本里只有德文),也都是措手不及,只抓住了几小句的意义。尽管对于伽利略受罗马教廷迫害的历史事实,我也还有一点概念,我对于剧情,事先却毫无所知。但是,说来奇怪,我看了这出戏却居然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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