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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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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