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了。”

“你再也不用有**了。”

“你好了。”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浓重的黑暗里，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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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AMHATI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