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对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而言或许发生过让他们刻骨铭心的事情,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却中显得如此普通和平淡。或许,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中,只有4月间在雅典进行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被后世的历史所记住,而人们也将因此而记住法国人顾拜旦的名字。
此时已是六月盛夏,即使在德国这样欧洲较高纬度的国家,夏日的酷暑也已经是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在穆勒先生的眼中,眼前这位中国高官那一身繁琐臃肿的长袍官服更是让人觉得心头炎热难当。
“东方人对炎热的忍耐力是怎么锻炼出来的?”穆勒在心里暗暗嘀咕。
穆勒先生是位于汉堡郊外福里德里斯鲁的俾斯麦私邸的管家,跟随俾斯麦伯爵二十多年来,见惯了各国的权贵政要。眼前的中国高官的装束,却仍让他有开了眼界的感觉。
穆勒先生眼前的中国高官,就是刚刚结束闲居生活,被清廷重新启用的李鸿章大人。
甲午战败后,盛极一时的洋务派领袖从荣耀的顶峰彻底摔了下来。由于他主持的甲午之战清朝以惨败而告终,最后又是他代表朝廷签订了令举国大哗的《马关条约》,一时间,李鸿章,这个名字为千夫所指,保守派、改良派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把愤怒的矛头对准了他,不得已,清廷也只得罢免了他的官职以安抚各方情绪,甲午之战如此惨败,不找个分量足够的责任人也确实说不过去。于是李鸿章先后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只得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的贤良寺内。
一年过去,朝廷终于又想启用这位曾立下赫赫功勋、偏又是忠心耿耿的洋务派元老了。毕竟,李鸿章之才干、对洋务理解之精深,确是那些尸位素餐的老夫子们无法比拟,派他出访列强,就是重新启用他的开始。既要精通洋务、又要在洋人看来分量足够,似乎也只有李鸿章了。
1896年2月28日,慈禧召见李鸿章,3月3日,李鸿章离京南下,3月14日抵沪。当时,英、法、德诸国纷纷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访问,以便渔利。但是,俄国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公使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3月28日,李鸿章带领随员,在俄、德、法、英、美5国驻华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乘坐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出发。随同访问的还有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等共45人。经过1个月的航行,于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4月30日,李鸿章一行乘坐的专列一到彼得堡,就和沙皇财政大臣维特举行会谈。5月3日,维特向李鸿章提出在中国境内“借地修路”问题,并把此举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作为承诺来诱骗李鸿章。在俄方的诱骗和李鸿章的退让下,6月3日,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上签了字。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不仅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以后侵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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