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李谕说：“期待先生成书。”

“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蒋百里说，“对了，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这批手稿差点被盗。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盗贼竟如此多，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李谕：“上面是用法语写的，‘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随信附上10法郎，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落款则是黑夜工人。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

李谕拿过纸条：“黑夜工人？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

梁启超说：“无政府主义？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李谕说：“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他叫雅各布，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

“哦？”梁启超有点感兴趣，“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南美洲。”李谕说。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