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七年，十二岁的苏轼正在所住的纱縠寓所空地上，和一群少年玩掘地的游戏。

此刻，他突然从土里翻出一块奇异的石头，形状像鱼，外表色温润晶莹，呈现浅绿色，里外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

试着拿它当砚使，此石很容易发墨，只是没有储水的地方。先父说：“这是一方天砚啊！具有砚的品质，就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于是把它还给小苏轼，说：“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苏轼十分珍爱地使用它，并在上面刻上铭文说：“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

父亲苏洵有一天读到当时文坛大家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时，让苏轼也仿作一篇，当看到苏轼文中有两句话“匪伊垂之带有馀，非敢后也马不进”（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贵族们并不是故意让丝带垂下，丝带本身长度有余；孟子在大军溃败的时候主动殿后，却说不是自己多有担当，而是说马跑不快）时，苏洵非常喜欢，并希望苏轼有朝一日能够用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举动充分表达了苏老泉同志对儿子的殷切希望。

苏轼十二岁，也就是这一年，他的二姐病逝了。

次年，也就是庆历八年的二月早春，爷爷被安葬与眉山安道里苏家的祖坟之侧。父亲苏洵开始居丧眉山，此刻足不出户，开始了亲自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

父亲几年来方外游历的奇闻趣事，也给苏轼兄弟幼小的心灵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当听到父亲称赞郑国公富弼出使辽国的功绩时，苏轼还会津津有味地与父亲探讨庆历二年郑国公的使北之事。

富弼，字彦国。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北宋名相、文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富弼举茂才异等，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1042年)，奉命出使辽国时，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任枢密副使时，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出知郓州、青州等地。任内救助数十万灾民。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宋仁宗在位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辽国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辽国。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辽兴宗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

《元城语录》的作者马永卿说，他的老师刘安世曾经与苏轼一同从海南北归，两船相衔，未尝能有三天未见的，就曾听过苏轼说起他与七弟陪父亲读郑国公的《使北语录》的事情。苏轼说过，郑国公力劝虏主不要出兵，主要是一旦出兵，臣下得官加封，而深受其害的却是国家，凡是鼓动出兵的人，大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而并非是为了国家利益。

苏老泉听了就很高兴，说读书人都能这样去领会那才叫做学问，不然就只能是做腐儒了。马永卿说的便是徽宗初，苏轼大赦北归，刘安世与苏轼一同北归，大观三年寓居于永城。马永卿方以其舅父张桐荐，从刘安世问学一年有余，退必记其论学之语，后经整理成为此书。刘安世是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学者称之为元城先生，故作者取“元城”作为书名。书中所载为刘安世论事论学之语，间以旧闻。